天空财经 资讯 35岁职场危机从哪里来?姚洋:问题不在年轻人身上,而是在这些大厂的身上

35岁职场危机从哪里来?姚洋:问题不在年轻人身上,而是在这些大厂的身上

  对话姚洋:我们的年轻人太卷了,教育制度得反思,企业家得反思|《不会就问》

  来源:巨浪视线

  过去这些大厂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,享受了人口的红利,现在却让35岁的人退居后台,这是人才的浪费,毫无道理!我们有些大厂说“我给的工资很高”,但工资不是一切,人还有尊严。如果大厂不能善待员工,整个社会的风气就往下走。

  —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

  从学历贬值到35岁危机,从大学生考公潮到大学生送外卖,从内卷到躺平,从焦虑到摆烂,教育、就业、生存……今天的年轻人,似乎遭遇了比上一代更多的挑战,感受了更强的现实落差。

  每一个个体的命运,都和他成长的时代紧密相连。中国正处在一个转型期,不论是上升通道的迅速缩窄,还是伴随疫情而来的全球经济大衰退,理解当代年轻人的困局,也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。

  “我们这个制度有问题,我们得改,然后促进社会的风气改,整个环境才能变好,大家才不那么‘卷’。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直言。

  5月9日,姚洋做客巨浪视线《不会就问》直播间。姚洋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、博雅特聘教授、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,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新政治经济学和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,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。

  “我在这是坚定地为民营企业说话的,但是民营企业有问题,因为是你们把这个‘35岁危机’搞出来的,35岁就让人退休,这是人才的浪费,毫无道理。事实上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,到法院告他们去。你们把我说的这一段截下来,直接送到大厂让他们去听一听,我觉得这太重要了。”谈及对35岁危机的看法,姚洋老师充满锐度的思考、深入浅出的回答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  本次直播中,姚洋老师还带来了他的新书《经济学的意义》。这是一本写给普通人看的经济学入门书,旨在以我们身边的事例来生动讲解经济学的核心概念,帮助读者构建对经济学的完整认知,思考社会是如何运作的。

  以下为对话实录:

  为什么中国社会越来越“卷”?

  张不会:我很羡慕姚老师那个时代,因为我觉得那个时代好像机会很多。现在年轻人面临很多问题,先说教育。今年以北京为例,硕士和博士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本科生,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?

  姚洋:其实从北大来看,这种现象都发生了至少15年。因为北大本科生的数量和我们那个年代相比没涨多少,涨的主要是研究生,现在北大研究生的数量是本科生数量至少2倍,所以你要从北大看,这种现象早就发生了。只不过现在是放大到整个北京市,下一步可能上海等一线城市都会是这样。

  我觉得存在两方面原因,一方面是经济学里说的,它有一个自我发信号的过程。劳动力市场上,雇主很难判断一个人到底有没有能力。作为求职者,怎么表明你是有能力的?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接受更多的教育,比如说你能学很难的学科,像数据科学、大数据,还有人工智能。好多学校的人工智能硕士生,毕业起薪就七八十万。但这实际上很难说是一个信号,未必这些学了人工智能的人就有多聪明。我学数学的,就比他干的差吗?未必。

  第二个方面就是东亚社会的文化。不光是中国社会,整个东亚社会都是考试社会、文凭社会,大家都奔着越来越高的文凭,读了大学还不行,还得读硕士,读了硕士还不行,还得读博士。其实在美国读博士后是一个很坏的信号,因为找不到工作才会去读博士,国内很多地方也差不多是这样,但在一个考试社会里,就会水涨船高,大家追逐越来越高的学历

  而且这种文化不光东亚存在,你到德国去,你会发现好多公司高管递来个名片,一定是加一个Doctor,德国人特别爱这个博士学位。我们中国也是,那些企业家读了EMBA觉得还是不行,那怎么办?还得去读一个博士,一样的。

  张不会:中国是不是有一天会和德国一样“卷”?

  姚洋:我觉得恐怕很难避免,没办法,大家都是要“卷”教育。有些人觉得农村居民不重视教育,其实这个是错误的想法。比如说我们对口支援的云南省弥渡县,弥渡县是全国贫困县,结果人家县委书记说,“我们不需要钱了,钱我能搞到。”“那你需要什么?”“能不能把你们北大附中的资源给我引进来?我们县里头的老百姓都抱怨说我们现在没有优质教育资源,能不能给我引进一个中学?”这是他最关心的。

  如果你到农村地区,你会看到读高中现在也基本上成了绝大多数孩子的标配,因为只要读了高中,80%的概率可以读大学,很少人直接拿着高中文凭出来就业。我看了1995年出生的人接受教育的数据,其实情况没有我们想象的好。28岁这批人,40%有大学文凭,40%只有初中或以下的文凭,20%的人最后就是高中文凭

  张不会:这群人应该是最尴尬的一波吧?

  姚洋:对,很尴尬,拼体力劳动他们拼不过初中毕业生,拼技术又拼不过读了大学的人,所以高中生的确是比较尴尬,但还有40%的人连高中都没读。

  张不会:这个状况还挺糟糕的。

  姚洋:对,挺糟糕,因为这40%的人绝大多数都在农村。过几年我们再看一看下一拨人,比方说2000年出生的人,可能情况就会好一些。

  为什么教育资源越来越分配不均?

  张不会:我前段时间有看过您的文章,您在自己的教室里做过一个调查,发现北大寒门出身的孩子在变少。

  姚洋:少了太多了,我们那个年代北大里有很多学生来自贫困家庭,因为那时候全国的教育资源分配是比较平均的。好多偏僻的县中,比如湘西的县中教育也挺好的,也能考进北大来。而且我觉得挺遗憾,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,北大里能看到残疾人,我记得那时候中文系有一个残疾人,他住在4楼,他们全班男生轮流背他坚持了4年,你现在你看不到这种人了,我觉得整个社会对弱势群体变得越来越不友好。

  过去这两年我都在关注中考分流,现在职高就变成了什么?差生才上职高。这些孩子们已经知道自己被打了一个标签了,“我就是差生”,父母也觉得孩子是个差生,那怎么办?你上个职高,把你管好,你这三年别闹事就行。

  整个分流制度,打击了至少一半孩子的自尊心。难道这些孩子真的笨吗?不可能,一半的孩子都是笨蛋?这不可能的嘛,对不对?那些搞职业教育的人说,有一部分孩子习惯于抽象思维,就应该上普高,还有一些孩子习惯于动手,就应该上职高。其实这个逻辑一点都不通,为什么?我们现在职高里75%的孩子都是农村的,难道农村孩子动手能力就强吗?其实完全是因为选拔的结果,最后导致农村的教育资源越来越少,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造成的

  张不会:您刚才说,一开始全国教育资源的分配还是比较平均的,为什么现在发展到这样不均衡的状态?

  姚洋:怎么说呢?整个社会越来越市场化。在早年间,超级中学是收钱的,家长都拿着现金去的。分数不够,直接就把20万现金拍在桌上,收据都不要,只要我这孩子能上学就行,最后导致超级中学越搞越大,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。

  北京原来有很多全面发展的学校,对于我们那代人一提起来景山中学,那都是圣地。还有四中、八中、101、八一中学,这些都是很全面发展的中学,现在都不行了,都被海淀的这几个超级中学给整的,没办法。

  我觉得这个要改,这个一定要改。也许很多家长可能不同意,觉得自己的孩子学习好,那就应该去嘛,但我觉得这是违背了教育的规律。我不点名说哪所超级中学,海淀的某所超级中学,我的一个学生的孩子在那里上了初一,很聪明的一个男孩儿,进去之后就受不了。

  老师PUA学生,学生考试没考好,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就哭,“你给我们丢脸。”,哇哇哭,哭的孩子们那就是“为了老师,我得好好学。”12点,作业做不完,他就说“儿子,你别做了,咱们今天就不做了。”然后儿子说,“妈妈,你是想我挨批呢还是你去挨批?”他们俩都是美国藤校毕业的博士,初一的数学题他们愣不会做。

  张不会:现在的教育不仅PUA孩子,还PUA父母。

  姚洋:对,把他们整的,最后他的结论就是这所学校完全是一所监狱,连监狱都不如,后来他坚决在初二的时候把孩子转校。这样培养的学生,有什么意义吗?

  张不会:这还是在中国非常顶尖的学校。

  姚洋:最顶尖的所谓中学,它是残害我们的孩子,残害中华民族的前途,因为大家都学它,它还到处去传经送宝。我说到这儿就很气愤,我觉得这是历史的罪人,北京就是这些学校搞起来的,本来挺好的。我们这个制度有问题,我们得改,然后促进社会的风气改,整个环境才能变好,大家才不那么“卷”

  中国应该如何推动教育体制改革?

  张不会:您在《经济学的意义》书里也说到,教育的改革其实好多年了,但是好像一直都很难改。

  姚洋:是,我们的“改”不敢触动实质性的东西。我觉得要把我们的教育体制好好思考一下,我觉得先提一个这样理想化的建议,我们朝这个方向去走。我提的建议就是十年一贯制义务教育,孩子晚一年上学,6岁先来一个学前班,让孩子们先适应一下,因为我们6岁的孩子进了课堂,首先老师教他的第一件事“手背后”,这不是训练动物吗?不能那么训练。6岁先让他适应适应,7岁开始上一年级,读十年,17岁就高中毕业了,还省了一年。两年都是浪费,初三是浪费,高三是浪费,都在那儿刷题。包括特可笑的是,职高的孩子,高三也主要在刷题。

  张不会:“卷”到职高去了。

  姚洋:对,刷文化课的题,文化课考不好,他也读不了好的大学,所以你说这个职高有什么意义?所以我建议十年义务教育,大家齐步走,17岁高中毕业。如果你去上大专,那20岁就能就业了,多好,如果你上本科,21岁毕业。有些大学如果觉得学的不够,那就找一些高中合作,搞个预科不就完了吗?灵活一点。

  我们现在这种层层选拔,搞得大家人心惶惶。现在大学已经进入普及阶段了,你知道有些省文化课多少分就能上大学吗?200分!200分是什么意思?你蒙就蒙出200分了,而且考题全是选择题。所以现在不是说能不能上大学的问题,而是愿意不愿意上大学,能不能上一个好大学的问题。既然是这样,分什么流?我觉得所有的孩子最好都要学些技术课,别叫职业教育,因为老百姓已经认为“职业教育”就是差的。应该从小学就开始接受一些技术教育,让孩子们学会动手

  张不会:大学生已经这么普遍了,是不是意味着投资教育的回报正在下降?

  姚洋:投资回报率其实没有下降。平均而言,从小学到大学,多增加一年教育,收入每年就提高10%。其实大学阶段提高得更快,上没上大学,实际上是有飞跃的进步

  我们现在容易被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状态所左右,比如失业率接近20%等等,但实际上你观察一下毕业3年的这些同学,绝大多数人都找到了比较合适的工作。

  大学教育还是有用的。我有一个外甥,也是农村孩子,他考上了江西一个非常不知名的大学,我从来都没听说过,学费还挺贵的,他也不想去读,想南下打工。我说这不行,你这大学一定要上,无论啥大学你都应该上。3年读下来,他在南昌工作安家了,如果他没上大学,他的人生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。大学教育是可以改变人生的,哪怕将来你去做工人。

  老有人说“上大学无用”、“孔乙己的长衫脱不掉”,我觉得这是把问题极端化,其实没有那么严重。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同学,都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,他们要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,用人单位也在寻找合适的人,匹配需要时间。一段时间之后,大家慢慢适应下来,都能找到合适的工作。

  张不会:就是毕业第一年会比较艰难,需要去适应。

  姚洋:对,而且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也就是这三年疫情变得严重,其实在早些年也没有那么严重。今年特别严重,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,因为去年下半年经济太差,本来校招要解决一大部分,结果校招基本上没招,一般公司错过了校招就把这个口给关了。我的判断就是到了今年校招的时候情况会好得多,因为我们的经济在复苏。当然我不知道是笑话还是什么,有些同学想延毕,有意挂3科,结果学校说你不能延毕,因为还有挂4科的。

  张不会:延毕都要“卷一卷”,其实是挺心酸的一个现实。

  姚洋:对,而且今年可能是毕业生最多的一年,1100多万人,慢慢人数也会下降。

  张不会:另外一个问题,现在很多大学生去送外卖,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减速产生的短期现象,还是会成为一个长期的职业状态?

  姚洋:我希望是一个短期的状态,我也不鼓励大学生去送外卖,因为如果去送了3年外卖,专业都荒废掉了,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专业领域去就业了。如果说过渡一下,这可以理解。但总体而言,我觉得大学生不应该去送外卖。这倒不是说什么人才浪费什么的,主要还是从个人来说,毕竟你有你的专业,送外卖没什么专业含量,这个写在履历上是很不好的一件事。

  35岁职场危机从哪里来?

  张不会:35岁危机这个话题其实聊得很久了。35岁几乎是一个人精力、智力和经验最丰富的时期,但职场好像并不需要他,为什么在中国会有35岁危机?美国其实也有,但是是55岁,中国甚至在十几年前也是55岁危机。

  姚洋: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,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出在年轻人身上,而是出在这些大厂的身上。我就不指名道姓说哪个大厂了,我在这是坚定地为民营企业说话的,但是民营企业有问题,因为是你们把这个“35岁危机”搞出来的,35岁就让人退休,这是人才的浪费,毫无道理,没任何道理。事实上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,到法院告他们去

  一个企业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,什么叫社会责任?去捐点款?这叫社会责任吗?这不叫社会责任,这叫社会救助,是你的良心发现!你们把35岁的人安排到要退休的行列,这是最大的不负责任!过去这些大厂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,享受了人口的红利,才能让你们afford,让35岁的人退居后台。现在中国的人口状况不一样了,整个社会的平均年龄已经38岁了,35岁比平均年龄都低,你们有什么理由让35岁的人退居二线?我们有些大厂说“我给的工资很高”,工资不是一切,人还有尊严。我拿了那么多钱,但是你让我35岁靠边站,我觉得很没有尊严,我宁肯少拿一点工资,我还要在前台工作,因为我的创造力还很旺盛。

  所以我想对这些大厂喊喊话,你们把我说的这一段截下来,直接送到大厂让他们去听一听,我觉得这太重要了。

  另外这些大厂,对待实习生也是极其不负责任的,招一个实习生还问他有没有实习经验,没有在其他大厂实习过的人不招,学生连实习的机会都没有。现在年轻人这个“卷”,不就是他们给“卷”出来的吗?

  为什么我们老说中国没有国际性公司,大厂自己去对标一下,你们这些行为赶没赶上人家国际性的公司?我告诉大家,你们差老鼻子了!你们大厂去硅谷看一看,人家对待员工是什么样的?所以民营企业家要好好反思一下,因为大厂拥有很大的无形权力,如果这些大厂不能善待员工,特别是年轻人,整个社会的风气就往下走,这叫做“竞次”,而不是“竞高”。我要再次说,你们剪辑的时候把这段保留下来,我为民营企业家鼓与呼,坚定不移

  张不会:“35岁危机”最开始是从国企35岁招聘截止年龄开始的,民企为什么也会做出这样的动作,是不是背后有更深层的经济问题?比如说中国的产业结构可能并不太需要那么多45岁、55岁很资深的人才,更需要一大批廉价、好用的劳动力。

  姚洋:其实好多大厂付的工资并不低,它们就是想快速更新人力资本。关于你说这个国企这个招聘年龄限制,不光是国企,很多政府机关,包括我们大学里曾经都有这样的限制,现在年龄歧视取消了,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些进步的。

  张不会:面对这样的就业压力,很多年轻人把考公务员作为终身铁饭碗,您觉得这种想法对吗?

  姚洋:这没什么错,不光是中国,在好多国家考公务员都是一个很好的出路。你到印度去看一看,在印度如果要能考上公务员,就是全家的荣誉。印度的公务员工资是非常高的,而且福利待遇非常好。在美国,考公务员也是大潮流,收入又不低,工作又稳定,退休金还高

  张不会:那您是倾向于鼓励大家去考公吗?

  姚洋:我倒不是说鼓励大家去考公,而是说我觉得年轻人热衷考公不是个问题。有好多人说这么多人去考公务员,是人才浪费。这有啥浪费的?政府有更多优秀的人去充实,那我们的政府的质量不就提高了吗?

  张不会:我比较好奇,其实还是民企为中国贡献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创新成绩,如果更多优秀的年轻人毕业后加入民企,是不是会发挥更大的价值?

  姚洋:我觉得这不矛盾,我们的公务员队伍总共也就800万人。

  张不会:也不少。

  姚洋:当然不少,但是因为我们就业人口大概有7亿多,所以也就占了1%多一点。所以公务员能吸收多少人?吸收不了多少人,绝大多数人还是去了民营企业,所以你不用去担心。

  张不会:最近几年又开始好像公务员变得很“香”,大家可能会比较疑惑这个变化。

  姚洋:我觉得这可能是和疫情相关,还有可能和经济增长减速相关。在这种不确定性下,考公是大家自然而然的选择。“我要去找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”,这大家就是在规避风险,在风险和收入之间做一个权衡。我想这个也是一个短期现象,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。而且现在公务员工资还下降了,发达地区公务员工资普降30%,不发达地区工资要上涨30%,所以我们会发现不发达地区考公务员的人数会增加,发达地区可能会略微降降温。

  张不会:为什么会这样?

  姚洋:政府想把全国大体上拉平一点,因为现在沿海地区的公务员收入和内陆的相差太大了,相差5倍应该是有的。

  张不会:明白了,谢谢您。

  关于栏目

  《不会就问》节目是由巨浪视线打造的一档视频对话栏目,张不会代表年轻一代,“灵魂拷问”财经大佬,提出“真问题”,引发真思考。

  节目主理人张不会是资深财经媒体人,先后任《猎云网》《投中网》记者、《巴伦周刊》中文版编辑,长期关注中国经济与全球资本市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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